坪石众先师小记（十一）：邓植仪与广东农业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上）

三、不断呼吁改革农业教育

　　邓植仪是一位对整个农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都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的贡献和影响也远远超出一所大学的范畴，多年来他对旧中国农业教育存在的弊端，提出过多次严肃的批评，不断呼吁改革农业教育。

图为年轻时候的邓植仪。

　　早在1921年7月，他就曾向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提出“提倡设立乡农学校”的议案，对当局不重视农民教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吾国四民农为最众，……教育日图普及，以期增高国民程度，独于此最占多数之辈不为设想，宁非憾事。”为此他倡议设立乡农学校以图补救，并就其办学方针提出具体建议：学校宜多设，以图普及；学制宜短，一至二年毕业；学科宜简单，要注重适合当地农业生产技能的需要；师资须农林科毕业生，以保证教学质量。办学经费来源则建议由县知事于各乡祖尝酌提凑集或就地输出大宗产品抽捐。这一提案得到大会代表的支持和赞赏，由大会通过并转送省长核办。

　　邓植仪长期从事农业教育，对当时我国农业教育的弊端是有深刻感受的，在他发表的有关论文和讲演中曾对此作过深入的分析，同时对农业教育的改革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38年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主编出版的《农声》第218、219期合刊上发表的《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一文，较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是他全面论述农业教育问题的代表作。该文尖锐地指出当时农业教育存在五大弊病：一是农业教育只具有笼统之目的或方针，多犯空泛之毛病；二是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不相呼应，各省对于教建两方面，各就其现有行政之能力而分途计划，罕闻有以整个农业为对象而瞻前顾后，通盘筹划；三是农业教育制度欠完备，其最大疏忽之处，是对于农业生产者的教育置之不顾；四是教育材料不充实，结果徒造成黑板上之教育而已；五是教师任用不经济，只着重其上课教授时间，对科研工作则多采取放任。针对这些弊病，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改革意见：

　　首先，“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当谋其沟通”，农业教育要以整个农业为对象。高等农业院校所负使命，不仅造就专门人才而已，尤须负推进及解决地方农业问题之责，因而农业教育的发展应依据整个农业政策而规划。

　　其次，应根据国情建立较完整的农业教育体系。我国幅员广大，风土习惯与农业环境易地而殊，故农业教育应体察整体与局部情形而统筹兼顾。他对农业教育体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以高等农业学府为中枢，中、初两级农业学校则应面向广大农民，以提高农民文化、技术素质，适应农民子弟易于就学和利于农业技术之推广为主旨。此外，还应大力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农民补助教育如巡回演讲或短期夜校等，以便向农民广泛传播农业科技新知识。对农业教育管理体制，他曾建议由农业部、教育部与实业部各委派若干人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主持整个农业教育，各省亦可参照此项办法组织管理机构。他认为，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自可消除隔阂，相辅并进。

　　再次是，他认为高等农业学府的设立与布点“不贵乎多而贵乎健全”，应集中农业专才和有限经费，办好几所确能胜任造就专门人才和解决地方农业问题重责的高等农业院校。他一贯反对那种“只鹜设立之多，遂使能力削弱，专才化整为散”的做法，他建议政府应增加教育经费，适当调并一些高等农业院校，以充实人才和更合理的使用有限的经费。

　　半个世纪过去了，邓植仪对农业教育改革的建议，其中有些仍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讨的。

四、远涉重洋考察  借助他山之石

　　1935年，邓植仪乘赴英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和国际教育大会之便，顺道考察了南洋各属和英、比、荷、德、丹麦、瑞士、意、法、美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教育与农业生产概况，历时165天，水陆两程共10万里，足迹遍及三大洲，实属壮举。返国后他发表了《出席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详尽地记述了考察情况，并提出了改进我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意见。

1935年，邓植仪（右）参加国际土壤学大会之后赴美国考察，与园艺学者黄昌贤合影。

　　邓植仪是带着从教多年感受到的问题出国考察的，主要是为了借鉴外国农业教育的经验，寻求推进我国农业教育的良方。正如他在报告中所说:“从事农业教育廿载于兹，常感事业之推进匪易，收效极微，且中、初等之农业教育应如何办理方易收效，尚难得良善之方，顺道考察……俾资借镜。”他的考察既广泛又深入，不仅访问了剑挢大学农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等著名大学，而且对一些农业专门学校、中等农校、乡村农校和专于冬季农闲时训练农民及其子弟的冬闲学校也进行了考察。他对各国农业教育的特点，边考察边比较。对于英国中央农业部与教育部能共同制订整体的农业教育计划，注意与地方教育当局暨各大学通力合作，重收实效，不愿滥费公帑的做法，是非常赞赏的。他对各国实施义务教育情况，义务教育与发展农业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探索。他总结了欧美各国的经验，认为：“欧美各国之国民义务教育，普通均有8—9年，最少亦有6年。故发展农业教育以推进农业，比较易于入手，而收效不难。”而反观我国“国民义务教育，尚未普及，农民之补助教育，又未有切实方法，无怪农业教育与农业不能发生若何关系。”为此，他提出设置农林教育设计委员会，积极整顿乡村学校及义务教育，扶持补助农民教育等改进农业教育的积极建议。令人惋惜的是，这些有远见的倡议那时未能受到当局的重视。

　　多年来，邓植仪对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蔗糖业、蚕丝业的衰落深感忧虑。他常批评当局“虽云重农，而不谙保护诱掖之策，绝少提倡研究之方，一任自然，不图竞进。”他是带着改变我国农业生产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出国考察外国农业概况的。在出国期间，举凡农业设施、政策、科学试验、经营管理、农产品贸易等，他都进行认真的考察。他对爪哇糖业托拉斯、意大利新辟的农村及农产品贸易市场和丹麦农会在推动农业改良中的作用，农会的历史、组织、任务、活动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对比广东蔗糖生产情况后，认为爪哇种蔗与制糠业的管理井井有条，设有试验、研究机构，重视科学试验，值得我们借鉴。经过广泛的考察，给邓植仪最深刻的印象是:“农业之在欧美，无论其为农业国抑系工业国，均重视之，而尽量谋其发展，即在南洋各属，亦可称为达到相当发展之程度。”他不仅多次呼吁当局和社会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复兴农村、而且在教育与科研实践中身体力行，力争为振兴中华农业多作贡献。

五、爱农学农立志振兴中华农业

　　邓植仪自幼聪颖过人，学习勤奋，深得乡亲赞赏。1909年得祖尝赞助赴美求学，先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读了半年，后转学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土壤学，1914年获硕士学位。当时他的指导教授曾建议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因急于回国实现兴农夙愿，毅然回国。

　　振兴中华农业从何入手？邓植仪提出要同时抓好三件工作——教育、科研和推广。对农业的改进，他一贯主张从调查农业现状入手，以改变过去“缺乏详细之调查，无精确之统计，茫然无可考，无可凭藉的状况，并以调查所得资料，作为改良农业之根据”。1920年他出任广东省农林试验场场长伊始，即增设调查科，积极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的调查。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和干扰，至1932年，完成了全省94个县的农业概况调查，编撰出版了《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及《续编》（上、下卷）。至此，广东全省农林业情况之梗概，始获得较全面的介绍。这项工作在广东农业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发展广东农林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建设。

　　邓植仪对广东农业建设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由他组织并亲自参加的广东分县土壤调查。1930年10月，为推动广东农林事业和土壤学科的发展，由他负责筹建成立了广东土壤调查所，专司广东土壤情况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同年11月他即带领该所全体科技人员到番禺县进行土壤野外调查达三个月之久。当时农村社会治安混乱，“大天二”（土匪）横行，为使野外调查工作能安全进行，不得不请县、区派警保护，其艰险情况可想而知。经过他们脚踏实地，逐乡逐县的调查，至1938年广州沦陷前，已先后完成28个县的土壤调查，并分县编撰出版了土壤调查报告书。这项工作当时在国内也是首创的。1934年他还亲自完成了广东重要土壤系统性质及其分布的概略调查，实地考察了长江、黄河流域部分省的土壤和农业状况，分别撰写了《广东土壤提要初集》和《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1939年中山大学农学院西迁云南期间，邓植仪和丁颖、侯过又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亲自撰写了报告书。邓植仪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以惊人的毅力，为摸清我国土壤实况，付出了大量的汗血。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中央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邓植仪应邀出席了大会，并为大会撰写了《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一文。他不仅从土壤科学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而且针对当时抄田耕佃中存在第一第二佃农制，第二佃农受双重剥削，生活极端困苦等情况，提出废除这一不合理制度，大力扶助直接耕种的农民，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会后，他受聘为中央农业部顾问。他满怀激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虽年近古稀，仍不辞劳苦，亲自带领一支由老、中、青科研人员组成的调查研究队伍，全力协助新开辟的国营农场进行土壤调查、勘测、科学检定，建立耕地肥力档案等。1957年南返广州任职华南农科所，他仍下乡调查土壤，规划红壤研究工作，还计划为华南农学院开设土壤学讲座。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一位农业教育家、科学家对祖国农业的忠诚热爱和振兴中华农业的坚定信念。

198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发给邓植仪的表彰状。

　　邓楦仪学识渊博，治学严谨，造诣专深，论著面广而多。《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1924年）、《改进我国农业教育刍议》（1938年）、《科学与教育一大学应负之科学使命》（1947年）和《农业改进与乡村教育》《1947年）等是他的农业教育重要论著，突出反映了邓植仪的教育思想一一农业教育必须面向农村，为复兴农业服务。土壤科学方面的论著就更为丰富了，他和彭家元合著的《土壤学》（1935年）是国内第一部大学土壤学教科书；《广东土壤提要初集》（1934年）、《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广州三角洲土地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1950年）和《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1957年）等都是他的重要论著，《三十年来之广东农业》（1935年）更是研究民国时期广东农业的宝贵资料。总之，邓植仪的农业教育思想、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土壤科学丰硕的论著和业绩，都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他那崇高而坚毅的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献身精神和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发展祖国的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不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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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摘录于何贻赞所作《邓植仪与广东农业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一文，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