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70年前的9月，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了。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豪迈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作了全面准备。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国都、国旗、国歌、纪年的决议，选举产生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也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抗战时期，众多坚守在粤北韶关坪石、清远连县的学术大师们延续了华南教育的“火种”，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奔走在各条战线上。从坪石走出的梅龚彬、李达等人，成为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懈奋斗。

图为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时周恩来（左一）、许广平（左二）、梅龚彬（右二）正在投票。

　　我的父亲梅龚彬和母亲龚冰若是一对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在解放前的艰难岁月里，父亲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四处奔波，母亲就挑起了照顾家庭、教育子女的全部担子。可以说，父亲的业绩件件都包含着母亲的贡献。父亲的战友们都这样说，梅龚彬是职业的革命家，龚冰若是革命的贤内助。

图为1944年国立中山大学毕业生通信录上的法学院院长梅龚彬教授。

　　父母是在大革命年代相识和结合的。他们结婚没多久，大革命就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而失败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过日子。我是在父亲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发动“浙东暴动”失败后出生的。按照湖北黄梅老家的家谱，我应排在“方”字辈，为什么我却起名叫“向明”呢？这说明父母当时多么盼望黑暗岁月早日过去，苦难深重的中国能早见光明。

　　1929年秋天，我还不满周岁，我父亲从上海去日本执行党中央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本来他应该很快就回来的，可是到了日本，就被捕了。约好回来的时间到了，我母亲抱着我去接船。眼看船上的乘客一个个都走了，但是还没见到我父亲，她只好失望地回家。下一班船她又去接，还是没有接着。这样连接了三次，同样都失望而归。后来邓颖超告诉她，我父亲被捕了。当时她年纪轻轻的还带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小孩，如何过日子呢？陈云和邓颖超等按月送些生活费，这才使她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我父亲在日本被关了两年，由于他在重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日本统治当局没办法，不得不把他释放了。1931年他回国以后，又接受了党的安排去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934年，有一天我母亲突然决定把全家从上海搬到松江，那时我还不到6岁，还不知道为了什么。到后来大了才知道我父亲到福建去参加李济深的人民政府，“联共反蒋”去了，我们家在上海呆不住，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所以搬到乡下去避难。另一方面，我父亲去了以后，家里经济困难，在松江可以节省一些开支。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了，父亲逃亡到香港，我们就一直见不着父亲，家里的生活就靠我母亲来维持。有一天，我大妹妹突然发病了，由于无钱治疗，年纪轻轻就夭折了，我母亲当时哭得死去活来，以自己因为贫穷而不能救自己的女儿而深感内疚。一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国共重新合作抗日，我父亲才从香港回到上海来，我们全家也在1936年重新从松江搬回上海。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我父亲也随着国民党政府搬退到武汉，我母亲则带着家人留在上海租界上。1938年我母亲参加了进步团体“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以下简称“职妇”)，是该俱乐部10个理事之一、兼联络部长，“职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知识妇女的外围组织，主席是共产党员茅丽瑛，由刘宁一通过茅丽瑛来领导。我记得母亲经常带茅阿姨到我们家来，两人一谈就到半夜。当时，“职妇”联合上海文艺界人士(如上海剧艺社等)举办义卖演出，筹集款项支援抗日，她们坚持抗日、维护民族尊产的立场招来日伪的敌视，就在1938年的一个晚上，我母亲很晚才归来，我们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原来当天“职妇”开理事会，散会后我母亲陪着茅丽瑛走出会场，刚下楼梯要走上街道的时侯，三个暴徒捆住了她们，随即开枪，茅丽瑛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牺牲了，我母亲则幸免于难，有一部电影叫《七月流火》就叙述了这一史实。

　　以上事件以后，“职妇”就被迫解散了。可是我母亲并没停止抗日救亡活动，由于“职妇”解散以后，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人士缺少了一个联络中心，对于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失掉了一个联系他们的据点。1940年在“职妇”核心人物吴湄(知名话剧演员)等人的努力下，把一家濒临破产的梅龙镇酒家顶了下来，她们自已来办，由吴湄任经理，我母亲是管帐的协理。从1940年至1941年底梅龙镇酒家就成为上海文艺界进步人士的活动中心。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对英美宣战，并且占领了上海的租界，我们家在上海就呆不住了。当时我父亲在广东坪石中山大学教书，我母亲不顾亲友的劝告，也不顾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毅然带着一家老小六口人(包括我外婆、弟弟和两个妹妹)，离开上海到坪石去。一路上共走了一个多月，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经历。当年我只有13岁，却是当时我母亲唯一可依靠的助手。我还记得在浙江的丛山中，我的任务是跟住一个挑夫，他挑的是我的两个小妹妹。我们是先从上海到杭州，然后从杭州郊外冒险偷渡日寇的三道封锁线，逃出敌占区，然后步行到富阳附近。以上所述跟随挑夫的情景就是我们逃离敌占区时的写照。在富阳上船以后，溯富春江而上，然后在兰溪上岸，再转乘火车到金华。在金华我们变卖了值钱的衣物，筹措了路费，然后继续上路。我们先在金华乘火车到江西鹰潭，在鹰潭转乘汽车，走了三天到达吉安。这段旅行使我有机会经过当年的红色苏区，如宁都、兴国等地，不过说实话我们已经没有心思去观光了。我们到吉安去，本来是想投靠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姑姑，想在她那里住一段时间，和我父亲联系上以后，再去找父亲。但是很不凑巧，她已经离开吉安了。无可奈何，我们只好变卖剩余的衣物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从吉安乘船到赣州，然后从赣州乘汽车又走了三天，穿过梅岭，翻越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小梅岭，到达广东韶关，最后再从韶关乘火车到达目的地坪石，终于见到了我们久别的父亲。这一段路，真是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一家老小能够平安健康地到达坪石，真是一个奇迹。记得我们离开吉安的那一天，正赶上敌机来轰炸，我们一家人正好在空旷地带，无处躲藏，没想到万恶的日本飞行员竟低空向人群扫射。当时我们只好趴在地上等死，等敌机过后，每个人摸摸自己的脑袋，觉得还活着，再看看身旁的亲人，没想到全都活着。当时全家那种庆幸的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要不是我母亲无比刚强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一家人是到不了坪石的。

图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所在地武阳司村，梅龚彬教授先后兼任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

图为武阳司村现状鸟瞰图。（施瑛老师提供）

　　到了坪石以后，全家总算与父亲团聚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当时我们已经一无所有，要靠我父亲教书的薪水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母亲只好又出去找工作，终于找到与坪石邻近的湖南宜章县的一家中学去教书。坪石到宜章相距30里，中间还隔一座大山，为了全家的生活，母亲只好步行到那里去，平时住在那里，假日来回60里路翻山越岭，来看望全家。有时她身体不好，走不动，就由我来当坪石和宜章之间的通讯员。

　　到了1944年秋天，日寇打通了粤汉线，坪石和宜章都沦入敌手。我们全家疏散到湖南西南部的临武县，躲在一个叫马侯岭的山上。这个山又高又陡，直上2000多台阶，从山脚走到山顶要一个小时。这时我已考入中山大学，所以跟随父亲疏散到当时中山大学集合地—广东连县去了。我母亲则带着外婆和弟妹留在山上，后来生活实在不能维持了，就到临武的一所中学去教书，来养活全家。

　　1945年秋日本投降了，我们全家下了马侯岭，乘船沿北江南下到了广州。父亲仍在中山大学教书，母亲则在广州的一所中学教英文。可是反动派是不会放过我们家的，1947年5月30日，特务半夜闯进中山大学到我们家把父母抓走.但是他们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中山大学的学生发现了。二千多名学生把特务们团团围住，不让特务们离去。特务们不得已，先把我母亲放了，学生还是不罢休，坚持到天明，后来只好把我父亲也放了。我母亲当时非常机警果断，一方面由她出面与有关方面周旋，另一方面暗地让我带着父亲逃离广州，从中山县偷渡出境。等我父亲到香港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以后，她又带着全家离开广州前往澳门，这样，我们全家又一次脱离了虎口。在澳门期间，我们全家受到父亲好友柯麟、柯正平和马万祺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马万祺经常在经济上资助父亲办报(《文汇报》香港版)和从事革命活动，有好几次钱款是通过我母亲交给我父亲的。

　　1949年7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弟弟从香港乘船到大连，然后经沈阳到北京。到北京时受到周总理的迎接，当时她的心里真是有说不尽的高兴。艰难的岁月总算过去了，等待着我们一家的是祖国的黎明。

　　今天，我和弟妹都已长大成人，甚至已步入老年。回忆解放前的艰难岁月，我们深深懂得，要不是父亲用革命精神激励和熏陶我们，要不是母亲茹苦含辛帮助父亲把我们个个抚养成人，我们怎能有今天呢？写这篇短文，一是为纪念父亲，二是代表自己和弟妹们向母亲表达最诚擎的敬意。

　　（注：本文摘录自由梅昌明整理、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梅龚彬回忆录》，以上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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