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4）：2019南粤古驿道研究中心成果巡礼（一）

（5）：明清以来樟林的地方社会及其转型（下）

　　四、樟林神庙：信仰空间

　　樟林的社庙系统伴随着樟林创乡逐渐形成。万历十四年，村民们在社区南部村口修建山海雄镇庙作为全村的主庙，祭祀三山国王。以后的100多年间，山海雄镇庙的三山国王一直是全村的主神。万历二十五年，樟林分为东、西、南、北四社。这一社区内部地域空间的划分，一直保持至现代。社区地域空间分化以后，山海雄镇庙继续保持全村主庙的地位。同时又履行南社社庙的职能。此后的几十年间，东、西、北三社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庙。这些社庙分别位于社区东面、西面和北面的入口，东社为三山国王庙，西社为北帝庙，北社则为“七圣妇人”庙。至迟在明代末年，樟林的社庙系统已经形成。

　　南社的山海雄镇庙(也叫南社宫)拥有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影响力。它建立于樟林分社之前，一开始就是全村的主庙。每年巡游时南社每家每户都要捐钱，虽然南社宫的神明只在本社“坐厂”，但正月二十日出游时，游神的路线却包括了南、北、东、西四社。直到现在，全樟林各家各户的门楹上每年游神后都会贴上一张盖有“山海雄镇”四字的神符，保佑平安。

　　至迟在乾隆末年，樟林的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形成了 “六社八街” 地理格局。这一改变，又导致了社区内部神庙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改变。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山海雄镇庙作为全乡主庙的地位，被位于八街街口新建的“火帝庙”所取代。据称，火帝庙建于樟林扩埠的次年，即乾隆八年。

　　至迟到清代嘉庆年间，樟林已经存在着一个由火帝庙、各社社庙、各地头土地庙等构成的庙宇等级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外,樟林还有关帝庙、文庙、风伯庙和新围天后宫等多座具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庙宇，是由地方官员和绿营官兵建立或参与建设的。

　　陈春声教授通过《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天后故事与社区历史的演变——樟林四个天后庙的研究》等一系列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樟林神庙系统的形成背后是樟林社会不同人群的复杂关系，信仰空间与地理空间一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五、红头船的故乡：樟林与海外贸易、华侨移民

　　樟林港埠的红头船，经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四朝，历时100余年的不断发展、壮大，已拥有数十支远航船队，每支船队有红头船不下百余艘。每年乘季候风，北上杭州、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日本，南下雷州、琼州及安南、暹罗、实叻、三宝陇（印尼）、苏门答腊等东南亚诸国。出口红糖、靛蓝、陶器、瓷器、抽纱、工艺、渔网等；进口大米、豆类、丝绸、布匹、木材、中药及各类洋货、西药等。

　　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樟林埠也成为潮汕地区早期移民出国、对外拓展的重要口岸，故史称“通洋总汇”。据不完全统计，早期往南洋群岛诸国的华侨先辈，60%以上都是从樟林港埠出发的。如暹罗吞武里大帝郑信的父亲郑墉（澄海华富村人）、大将军陈式（铁铺石丘头人）、陈黉利家族的肇基者陈焕荣等政要巨贾，都是在樟林港埠乘红头船出国谋生的。

　　据说离乡别井的先辈，在出发的前夕，都要到樟林井仔泉去盛一瓶水，到象鼻山去掏一手巾土，挥泪拜别天地、父母，然后，才步履蹒跚地登上即将远去的红头船。到了异国之后，他们又把带去的“水土”，投进异乡的井里，表示对当年出发地——“根”的一种永久怀念。现泰国樟东联谊会会徽图案，就是一艘即将扬帆远征的“红头船”。这正是对千千万万侨胞寻“根”心态的真实写照。

　　六、从贸易口岸到侨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开埠，樟林港作为传统时代粤东大口岸的地位一去不复返。然而，樟林并没有衰落。在此期间，樟林最大的变化就是，本地人大量出洋谋生，侨居海外，整个社区的生计和地方建设越来越依赖于侨汇，终于由传统贸易港口衍变为一个典型的侨乡。

　　侨汇在地方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樟林依然保持较小地域范围政治和市场中心地位；从清末开始，到南洋和国内各地经商致富者，纷纷回乡连片建房，几十年间，整个社区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樟南、梅岗里、南盛里、植芝里、元第里、张厝内、垂庆里、南康里、西安里、德和里、常安里、南安里、庆余里13处新村，正是这一时期的印证。

　　回乡建房最著名华侨家族是樟林的郑氏和蓝氏。樟林的华侨在1922年“八二”风灾的救灾和善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春声教授通过“八二”风灾的个案研究，为我们呈现了樟林社会向侨乡的转型，以及外来的商业性影响如何与乡村固有的各种文化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增强了整个社区的动员能力。

　　汕头埠的兴起与樟林向侨乡社会的转型息息相关，从樟林个案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自南粤古驿道网，欢迎转载。）